做人的标准是什么？

今天大陆的中国人感受到了道德堕落败坏后的苦痛：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黄、赌、毒的泛滥成灾、“笑贫不笑娼”的变异思维、中共官员的贪污受贿、男女关系的异常等，让人苦不堪言，精神上、肉体上不堪重负，已经感受不到活着的乐趣。于是乎，很多人都在反思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最后得出结论是：做人的标准太低。至于“标准”是什么，很多人谈的都是擦边球，不敢直接谈到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更不敢探讨中共邪党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

人的成长离不开一定的环境与文化氛围，什么样的环境与文化氛围，就造就什么样的人。古代的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交相辉映，给人们奠定了很好的人文环境。人一出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符合天理、人性的一举一动都在触动着人的心灵，善恶有报、尊天敬神佛、天人合一等传统观念深入人心，仁、义、礼、智、信的为人处世标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人的言行符合了天理得福报，违背了天理遭恶报。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诚实而善良，敬天敬神佛的人生乐趣多多；人在神佛的护佑下，活得有盼头有奔头。所以就有做得好的故事被历史记载下来，成为今天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故事，能起到启迪人回归善良本性的作用。在此，笔者选编了两例传统文化故事，与读者共享古人光辉与天理威严的一面。

唐代徐有功的故事

徐有功是河南偃师人，青年时举明经及第，历任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丞、司刑寺少卿、司仆少卿等。他长期在司法任上，执法守正，敢于犯颜直谏，为民伸冤，先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以救人数以万计而名留青史，天下都称颂他为“仁人”。唐中宗表彰他：“节操贞敬，器怀亮直，徇古人之志业，实一代之贤良”；当时人们称赞他“听讼惟明，持法惟平”、“今有功断狱，天下无冤枉人”。徐有功任蒲州司法参军时，史载其“为政宽仁，不行杖罚”，当地百姓和官吏都称他为“徐无杖”。那么“徐无杖”是什么意思呢？徐有功治理政务有仁爱之心，审案时不忍用杖责来处罚人，而是用仁义道德去教育启迪其悔悟自新。为此民众都很受教育和感动，大家敬服他的恩泽和信义，彼此互相约定勉励说：“我辈应当守法，若有人犯罪，挨受徐参军杖罚的，我们大家一定要斥责并处罚他。”徐有功一直到任期结束也没有杖责一人，在他的感化下蒲州民风大改。“徐无杖”之名也由此广传，凭着惠民政绩，徐有功被宣诏进京担任司刑寺丞。

武则天称帝后，酷吏恣虐天下，奸臣来俊臣、周兴等都是靠告密状诬陷人起家，他们罗织罪名，构陷无辜，将相豪杰、公卿大夫、平民百姓被捕入狱、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一时冤狱四起，朝野震恐，人人自危，朝臣多敢怒不敢言。而徐有功却敢于直言为民辩护，始终守正不阿，他常常在朝廷上据理力争，力主秉公办案，依法量刑。当武则天用严厉的语言压制他时，左右大臣莫不为之惊心，而徐有功却神色不变，持论益坚。 徐有功守法护法的事例很多。有一次，来俊臣、周兴、索元礼及武承嗣等，联合诬陷狄仁杰等忠臣七人谋反，极力奏请斩杀。徐有功独自挺身而出，向武则天强谏，辩白忠臣无罪遭陷，并提出权大于法的现象不能再延续下去。当时朝堂上的文武大臣二三百人都很紧张，而徐有功对答如流，没有一点胆怯和惧怕。武则天开始时怒不可遏，后来见徐有功说的有理有据，也被他的勇气和见识所折服，令重新审议此案。由此使忠臣得以保全。史载“徐公当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虽千载未见其比”。

徐有功任刑部郎中时，一次，他的顶头上司刑部侍郎周兴交给他一份案卷说：“此宗案是原道州刺史李仁褒与其弟榆次县令李长沙的谋反案，司刑寺已判为谋反罪，你拿去看一看……”徐有功接过案卷看后大声说道：“难道兄弟俩练武比箭能推论定谋反罪？这也太冤枉人了！天理何存，国法何在，难道皇帝就可不凭事实说话？！应该马上纠正！”两人便争论起来。随后周兴上奏徐有功故意救出众囚，应当处斩。徐有功因此被削职为民。在其被罢官后不到半年，以构陷他人邀功升迁的周兴，也被人指控“谋反”下狱，审理他的便是来俊臣。来俊臣以“请君入瓮”威吓周兴承认谋反罪名，周兴受苦不过只得认罪，后死于流放途中。不久，徐有功被重新起用为侍御史，“天下闻有功复进，洒然相贺”。

一次，润州刺史窦孝谌的妻子庞氏被人诬告，监察御史薛季昶审理此案，歪曲事实，判处庞氏死刑。庞氏的儿子到徐有功处讼冤，徐有功看了讼状、了解案情后，说道：“象这样草菅人命，国法何存？”立即发文要求停刑，并向上禀告，于是三司官员一同重审，刑部及大理寺的官员因担心轻判而丢官，便一起逼迫徐有功维持原判。徐有功上奏武则天，“据查访，庞氏无罪可有，滥杀无辜，如何面对天下人，且关系到大唐的法律法度。”薛季昶知道后非常恼火，反过来诬陷徐有功为死囚辩护，罪当处死。结果庞氏被免去死刑，徐有功再次被削职为民。一个多月后，武则天又恢复徐有功侍御史的官职，不久升任司刑少卿。当时，来俊臣任御史中丞，与其党羽一起陷害无辜，在审办案子时，凡有不合其心意的，便实行株连，长幼都要坐连其族，每推审一人，常逼诱引出数十上百人，辗转牵连，造成冤狱，以逞其能。徐有功担任司刑少卿时，对于凡下到大理寺的诏令，他都一一复议，把无辜者释放出来，救活数百户人家，含冤得到昭雪的人不计其数。

徐有功曾经对自己的亲人说：“今身为大理，人命所悬，必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意思是“大理寺是关系人们生命的所在，作为法官，要依法办案，不能为了个人苟且免于损失，就按上司的旨意，冤枉好人。”所以在他审理案件时，总是坚持平等公正，坚持依靠事实凭据来判决冤屈诬枉的案件。他一生为人伸冤，几次被贬，心中却泰然不忧；几次提升，也不喜悦，不阿谀奉迎，而是义无反顾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与公正，制止着各种冤假错案的泛滥，因此深受民众的拥戴。时吏民称“人遇来（俊臣）、侯（思止）必死，遇徐（有功）、杜（景俭）必生。”来是来俊臣，侯为侯思止，而徐乃徐有功，杜即杜景俭。

不久来俊臣、侯思止、索元礼等酷吏相继遭受诛杀，这也是他们作恶害人的下场，可谓恶有恶报。而徐有功却声誉更加隆重，被任殿中御史、司仆少卿，天下莫不相贺。其子孙也承继了清正廉明的家风，个个都很贤德，家道昌盛；其后代五世徐商，官至太子太保；徐商之子徐彦位登宰相，封齐国公，世代荣显，可谓善有善报。

明朝周瑄的故事

明朝的周瑄，山西阳曲人，生于书香世家，其先辈皆以行医为业，在乡下以有善行闻名遐迩。周瑄为人正直，待人宽厚，勤于职守，在他任刑部要职期间，屡次平反冤案，闻名京师，天下皆知他是秉公执法、为民作主的清官。史称其“性刚直，莅政勤敏，当大事，决大疑，推诚布公，庙堂嘉其忠节。”

正统年间，周瑄被授予刑部主事，处理法律案件。有时为了澄清疑案，他跋山涉水，微服走访民间竟达数月之久，直到案情查明为止。正统十二年、十三年，周瑄先后奉命提审南京、北京两地区的一些较大案件，每发现一起冤案，当即皆予以平反昭雪，于是贤声大著，迁刑部员外郎。

他善处积案，“以洗冤救民为己任”，上任后昼夜加班，仅用三天尽平积案，被平反释放的达800余人。一次，有强盗被官府捕获，某校尉受贿放了盗贼，而以与自己有私怨的人来代替充数。周瑄明察秋毫，悉心审理，很快使案情大白，为无辜者雪洗了冤屈，校尉遂坐纵盗、诬陷罪。

景泰元年，周瑄因吏部尚书王直的推荐，被破格升为刑部右侍郎。他理案缜密，办案迅捷，属吏仰慕，吏风为之大治。顺天、河间两府大旱、民饥，周瑄奉诏赈救灾区。这年九月，明英宗复位，以周瑄是当年随征之臣，诏还朝廷，另有重任，周瑄则不听诏，以赈灾为己任，“遍历所部，大举救荒之政，先后赈饥民二十六万五千，给耕牛种子各万余”，直至灾情缓解，民有余力，才回朝“奏行利民八事”。明英宗任周瑄为刑部左侍郎。

明英宗复位后，信任锦衣卫指挥使门达、校尉逯杲等人，这些人干扰司法案件，多次制造冤假大案。周瑄为此心忧，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尽力纠正冤案。还经常告诫部属要依法办案，主持正义，不要怕担风险，不要徇私枉法，对于因为各种原因移交到刑部裁决的案件，一定要公正断案，不能再出冤案。他往来于镇抚司（锦衣卫机构）诸断案者之间，“开谕以理，多所匡正”；同时，戒饬诸司，勿得慑于镇抚司的淫威而不敢拯救无辜、匡正冤狱。因此移交刑部的一些案件，都得到了公正的处理，迅速扭转了冤案滥行。他主张在持法平允的前提下，“意主宽恕，不为深文”，即慎刑宽恕，决不苛刻地引用法律条文来任意定罪。他长期在刑部任职，属下亦行事谨慎，没有敢欺瞒他的。

景泰七年，周瑄改任右都御史，负责督理南京粮储。在此期间，他“捕惩作奸者多人，宿弊为清”。得知凤阳、徐州等地发生饥荒，他迅速前往赈济，将实情禀奏朝廷，获廪四十万以赈灾，安抚一方，吏民称颂。不久，周瑄升任南京刑部尚书，立时“士类相庆，以为得人”。 他一上任就下令各部门，在5日内对所有在押犯人的案件重新核查，很快狱中所有积案都得到了处理。对于疑难案件，他督促各部门限时办结案件，不得拖沓，使狱无滞囚，风清气正。

右都御使高明，有一次问周瑄说：“您总是精神充沛，身体康健，并且家中多男子，有何养生之法，望不吝赐教。”原来高明一直为没有子嗣而忧虑，周瑄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我多次在朝中及地方任职，所任官职多是司法断案。”高明听后感到惭愧，他知道周瑄待人处事仁慈宽厚，而自己却苛刻严厉，从此改过迁善，理案审慎，并开释无辜、昭雪错案，果然善有善报，高明不久也有了儿子。

周瑄不慕荣利，出入两京为官近40年，清廉无蓄，两袖清风，以致告老后家无田宅可归，于是在南京定居下来。他体恤民生，有正义感、责任心，多次纠正错假冤案，仁慈怜悯，为善者天报以福，他不仅自己一生福寿康宁，而且福荫后人，其家善报不断，他的子孙辈也中举、历任朝廷高官。周瑄的儿子周经任礼部尚书、周纮任吏科给事中，博得“父子尚书，两代清官”之美誉，孙辈周曾、周孟等亦为高官，再得“四世宫保”之盛赞，而且均承继了宽仁厚道、清正廉明的家风。

在传统文化的人文环境里，古人受益匪浅。对比今天的中国人，在中共反天斗地党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已经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什么道德良心，也用金钱来衡量“值多少钱一斤”；中共的官员不敢坚持做人的良知，一切听命于中共，“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大脑代替了人大脑，甚至领导的指令，不管对于不对，遵照执行，做人的标准不是天理了，也不是神佛给人划定的正人君子的标准了，一切唯中共马首是瞻，特别在迫害法轮功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2008年，奥运火炬达到我省的前一天，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当地的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伙同国保大队绑架了我。他们也明知我无罪，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拘留、逮捕、判刑，走完了法律程序。在法庭上，不让请律师，还不让自我辩护。当我谈到因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情况时，审判长拍着桌子打断我的辩护；公诉人言辞激烈，把我说的罪大恶极，甚至用上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字眼。

古今对比，古人的道德标准高，今人的道德已经在地狱以下了，属于被神佛淘汰的对象了。为什么古今差别这么大呢？根源就在中共邪党身上。中共不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产物，是个西来幽灵，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个魔鬼党，不会干好事，只会干坏事，破坏人心，破坏人的道德。自从中共篡政以来，杀人的政治运动都是周期性的，一个接一个，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彻底的摧毁了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正本清源的根，再加上党文化的毒害，一代代中国人偏离传统文化越来越远。中共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就是因为法轮功的真、善、忍是中共邪党的假、恶、斗水火不相容，。中共邪党来在世上的目的就是通过谎言与暴力摧毁人类的道德与良知，一步步把人导向邪恶，最终被神佛销毁。而法轮功的真、善、忍是在引导人走向善良，做顺应真、善、忍而行的好人，这样的好人是不会有灭顶之灾的，反而会得到神佛的护佑而快乐自在，触怒了中共邪党，所以中共邪党才会不遗余力的打压与迫害。

然而，善恶有报才是天理。中共邪党的党文化仅仅是歪理邪说，代替不了天理。自2012年以来，中共邪党的高官出现落马潮，就是报应的体现，而且落马的高官基本是都是江氏流氓集团的成员，是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报应。随着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真、善、忍的力量，世界需要真、善、忍，人人需要真、善、忍，已经成了人们心中的共识。如果人人都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为人处事，各行各业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纯净、善良、祥和的社会，人人都会活的快乐而自在。中共的本性决定了它一日不亡，它要害死人的本质就不会变；中共一日不亡，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人人都难以获得内心的善良与平静。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了解真相，明白真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解体中共，清除自身的党文化毒素，复兴传统文化，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才是真正勇者之为。真的明白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已经提升了自己的道德境界，这样的生命已经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一定能走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进入历史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