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审判（第六章）：《两汉论》与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五）

第六章 三教确立的中间阶段

第一节 《两汉论》与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

五、论司马迁《史记》的意义

在“天子时代”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在汉武帝的时代，一上来就冒出个司马迁的《史记》开始记载帝王们的功过。司马迁与施展文功武略的汉武帝处于同一个时代，这其实也绝非偶然。有一个要“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的开创帝王，就需要有一位能够随君伴驾记录帝王是非功过的记录员。这实际上就是表明，从“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开始，记录历史节点人物具体功过的任务就已经开始排上日程了。

其实《史记》也并非是司马迁一人之业绩，而是通过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努力而实现的成果。然而《史记》完成于与汉武帝同时代的司马迁之手，那其实也有着深刻的道理的。那么《史记》其中隐含的道理，还是容本人给读者们慢慢的道来吧。

司马迁能够忍受宫刑之痛、忍辱负重，完成这样一部宏篇《史记》，而且还是在没有蔡伦发明出纸张之前的时代，洋洋洒洒的撰写出来这样一部含130篇52万言的巨著，那绝非是单单依靠人力因果、依靠人世间因素就可以轻松的解释一切的事情。

在本文前面的第五章中，本人主要是给大家论述了关于东方“天子时代”第一个1000年的一些基本特征，也就是第一阶段向人世间播撒思想种子、缔造人类文明DNA、缔造人类文明“思想的巅峰”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那些特征。告诉大家，这些来源于宇宙高层的思想种子，其实都是那些肩负着宇宙使命、敢冒天胆而先期下走人间的高层宇宙生命带来的，也就是在“春秋时代”三界之门开启的时候所带来的——带来思想的种子、带来人类文明的DNA、带来启动“天子时代”的外部动力的，其中也包括一些必要的先期时代演练。正是因为“天子时代”第一个1000年还具有某种“先天”的属性、还具有“天子时代”那种“天”的属性，是“天”还不是“子”。人类文明的主要工作那就是“上承天道”，因此这一个1000年的人类文明的表现也就不需要记录人类自身行为的功过了，人类文明只要能够实现思想之“知”、“上承天道”的程度就已经足以了。

然而当人类文明进入到“天子时代”第二阶段的时候，那些思想的种子就必须通过人类文明自己的努力来进行选种与培养了，也就是“后天”文明关于人之努力的味道就非常浓厚了。因此从这个第二阶段开始，人类文明自身的所作所为就需要开始被记录功过了，也就是决定人类文明项目工程中间过程的那些节点人物的历史功过就需要开始被记录了。我们已经告诉了大家，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其实就属于一种思想的选种工作，相伴随的大汉朝“农耕文明”其实也就是帮助打造人类文明的一种培育能力。实际上，如果我们按照先选种而后育种的逻辑顺序进行安排的话，那么本文前面第二个小标题关于“农耕文明”与第三个小标题关于“独尊儒术”，或许在写作逻辑上我们可以调换一下顺序，也许会显得更加合理。

其实《史记》并非记录中华历史的鼻祖。我们说司马迁的《史记》在史学上的地位，那是开创了一种“纪传体”通史体裁的先河。这是大家能够知道的。然而还有读者们意识不到的一些方面，这种“纪传体”通史体裁实际上是作为“天子时代”进入第二阶段以后，需要记载人类历史节点人物是非功过所必须的一种文体，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记录历史事件的过程必须与记录节点人物的具体功过严格的结合起来、对应起来。其实这才是“纪传体”的本质，这才是司马迁《史记》出现的真正意义。人类文明已经告别了“天子时代”第一个1000年的那种“圣贤时代”、那种“上承天道”的时代、那种无需记录人类功过的时代，也就是说，已经进入了历史需要记录那些决定人类文明中间进程的历史节点人物的时代，实际上所对应的也就是人类文明“天子时代”的“精英时代”，也就是东方文明的“经典时代”。这就是“天子时代”的第二个1000年的意义，在打造“制度的巅峰”过程之中，同时伴随有历史节点人物生命功过轮回积累的意义。

大家知道，在历史观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到底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大众创造了历史”的争论。告诉大家，按照本人关于历史《周期三段论》的观点，人类文明不同的阶段，推动人类文明的动力源泉与动力机制其实是不一样的。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那其实就是“神明创造历史”、“上帝创造历史”、“宇宙意志创造历史”的阶段。这就是历史第一阶段的机制，动力是自上而下的传递。其实“天子时代”的第一个1000年就属于这种机制。然而进入到《周期三段论》的第二个阶段之后，那才是“英雄创造历史”的机制。其实这个第二阶段也属于是“精英创造历史”的时代，也就是8020法则那个20“精英人群”创造历史的阶段。这种“精英创造历史”其实就是“天子时代”进入第二个1000年的机制，少数精英、英雄决定人类文明砸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关键节点，比如汉武帝、董仲舒、司马迁、霍去病、张骞等人，其实都是这样的节点式历史人物。

告诉大家，只有这种节点式历史人物、这种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那个8020之中的20“精英人群”，他们生命的历史功过才开始会被正统史书记录。实际上告诉大家，这也表明这些20人群生命轮回的记录、生命轮回过程之中的能量积累的计时器已经开始启动了。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就是干这个用的。而对于那些所谓的8020法则之中的80人群、“大众人群”的作为，在“天子时代”的第二个1000年之中，依然是不被记录生命功过的，因为影响“大众人群”行为方式的“三教确立”工作还没有完成，也就是东方文明的思想坐标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大众人群”还不知所为的标准是什么。其实这种“大众人群”只有到了《周期三段论》的第三个阶段以后才开始有行为功过的记录。因此《周期三段论》的第三个阶段那时间也就是所谓的“大众创造历史”的阶段，也就是唯物史观的那个所谓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阶段，也就是8020法则的那个80人群的“大众时代”。

如果我们借用一下当代的市场经济语言来复述《周期三段论》的特征的话，那么显然，第一个阶段就属于“创新时代”，依靠的是思想领先；第二个阶段则是“产品主导时代”，也就是“卖方市场时代”，而第三个阶段就属于“客户需求时代”，也就是“买方市场时代”。我们在本章着重给大家分析的“天子时代”的第二个1000年，其实对应的就是“产品主导时代”。“制度的巅峰”实际上就相当于是人类文明打造出来的一个成熟产品，属于由精英所主宰的一种“稀缺产品时代”。而“天子时代”第三个1000年最后所成就的“工商文明”，所对应的就相当于是“客户需求时代”，是“买方市场时代”，属于是成熟市场经济的一种表现，话语权在大众方。因此本人认为单纯的争论到底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大众创造了历史”，如果脱离人类文明的时代特征，那么这种“纯粹”的争论其实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里面还涉及到我们之前给大家已经几次提到的一个事情，应该已经不能够算作是秘密了。也就是在人类皮囊之下真正承载的那个生命，或者被世人习惯称之为的那个“灵魂”，其真正的来源或者内涵，实际上在人类文明不同的历史时代，其构成和发挥作用的主体其实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概括的讲，皮囊之中其实有“先天人”与“后天人”之分，也就是有“地上人”、“原生人”与“天上人”、“下走人”之分。

告诉大家，当今人类皮囊之中的那种“先天人”或者“原生人”，其实已经没有了。换句话说，在当今人类皮囊之下的那个生命，其实都是有来头的，都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把这样的人，按照达尔文《进化论》与动物做关联，那其实是一项十恶不赦的大罪。我们这里还真不是吓唬大家。

告诉大家，人类文明“天子时代”的这个3000年，实际上就是“后天人”替代“先天人”、“下走人”替代“原生人”的一个项目过程。当然这种“替代”并不是一下就能够完成的。“下走人”下走那也是分阶段、分过程、分时间的。关于“下走人”的三种类别，我们以后会给大家进一步的阐述。

然而我们这里需要告诉大家的那就是：缔造“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制度的巅峰”的历史节点，那其实都是8020法则20的“精英人群”的所为，那也是他们生命意义开始轮回积累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这些“精英人群”生命轮回的意义与人类文明项目工程的全逻辑那是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在“天子时代”第三个1000年之后，陆陆续续“后天”而来的“大众人群”，他们生命轮回的意义那只是与他们生命的个体价值有关，与人类文明项目工程在整体意义上的贡献度基本上已经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当然大家现在只需要知道到这个程度就已经足够了，再多那就太过于复杂了。

大家知道，作为记录华夏历史的史书而言，《史记》其实并非是记录东方历史的先河。在《史记》之前就已经有了《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史书，然而这些史书都属于是一种“编年史”的体裁，以记录事件为主线，并不以记录人物功过为主线。即便是讲到了人，那也是为了说清楚事情而服务的。其实关于记事，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前推。大家知道，关于中华历史连续纪年的开始，我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共和元年。即便是《左传》的“编年史”记录，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22年的鲁隐公元年。也就是说，在“天子时代”的第一个1000年的时代，东方文明的“编年史”的记录早就已经开始了，而绝非司马迁《史记》的首创。

司马迁《史记》的首创，那其实就是作为中华历史上的第一本“纪传体”的史书的意义。《史记》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

《史记》一共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八书十表，共计130篇，以围绕历史人物为主线。于是从此以后，从随后东汉班固的《汉书》一直到民国初年的《清史稿》，中华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的正史基本上都是沿袭了《史记》的“纪传体”体裁，以关注历史人物功过为主轴，于是就成为中华历史记录的一种正统传统——记录历史重在记录人物之功过，而非仅仅是历史事件的表述。

如果我们再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天地人”三才结构，似乎我们可以这样划分，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属于“天”的部分，以地域划分的“国别体”则属于“地”的部分，而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则属于“人”的部分。我们说，司马迁《史记》确实抓住了“天子时代”作为记录“后天文明”的本质。“后天”的本意就在于“人”。比如邵子在注解《周易》时候就特别说明：后天八卦乃人伦之位也。也就是，先天在天，后天在人。在这样的基础上，理解中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才能够有真正的意义。

从《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或者二十五史），延绵记录了从“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开始之后中华各个时期造就历史进程主要人物的功过。这其中所表明的意义，那就是记录人类文明的功过，无论是人类文明的整体还是其中的一些精英个体，特别是那些与决定人类文明中间进程节点相关的历史人物，那些“精英人物”，他们的功过，实际上就是已经从“天子时代”的第二个阶段一开始就进行记录了，也就是，对培育人类文明制度性成长有功过人物的行为，已经开始被系统而详细的记录了。大家应该还记得，本人在上一个小标题中给大家提到的关于汉武帝发明“年号”纪年的方式吧。其实“年号”纪年就是为了更明确的把历史节点人物的功过与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紧密挂钩联系起来的一种方法。

当然我们还必须给大家指出，由于人类能力是有限的，因此通过人力使用笔墨记录下来的人类的功过那也一定是有限的，笔墨只能够记录下来那些与人类文明进程节点有关的历史人物的功过而已，因为这些涉及到历史项目节点人物的作为与人类文明的整体成败与审判息息相关。至于人类文明之中每一位成员在每一次生命轮回之中的功过，那绝非人类能力可以记录下来的，因此还需要人类的右脑数据硬盘来帮助记录。其实人类自己使用笔墨所记录下来的历史那是外显的，属于一种阳轴逻辑，对人类行为具有一种警示和威慑作用。然而在人类右脑数据硬盘之中所记录下来的人类轮回行为的积累则属于阴轴逻辑，是封存的、是收藏的、是不轻易外显让世人看的。关于人类文明的阴阳双轴发展逻辑，我们会在后面几节之中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阐述。

《史记》开创了关于“天子时代”第二阶段人类节点人物历史功过记录的先河。相比之下的“天子时代”第一阶段，那基本上就属于人类开始学习文明的阶段，是由“天道”所主宰的。因此人类在学习过程中所发生的得失成败那是不计功过的。因此中华文明在“天子时代”第一个阶段的历史记载那只需要“编年史”或者“国别体”就已经足够了。人类文明在整体的学习上没有真正的功过可言，能够担当起承接外来“天道”思想种子职责就已经足够了，DNA并非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历史记录也就并不需要与具体的历史人物的功过相挂钩。然而到了人类文明“天子时代”的第二个阶段的时候，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大家已经知道，“天子时代”第二个阶段的主要职责则是把外来的思想种子或者DNA培养成为一种成熟的制度，因此主要的责任那就在于通过人力的努力，而不再完全由“天道”外力所代劳。需要把人类文明所承接的“思想的巅峰”转化成为一种“制度的巅峰”，其中必须通过人为的选择与努力，人是主导，因此如何把控人类文明项目节点走向的任务就与人类自己努力的功过关联在一起了，也因此人类历史只有“编年体”的记录那就不够了。人类历史记录就必须与关键历史人物功过的记录关联在一起。于是司马迁的“纪传体”《史记》也就应运而生。司马迁《史记》才得以开创“纪传体”通史在东方史学史的一个先河。其实这才是“编年体”历史向“纪传体”通史转变的一个根本原因。然而世人史学家们所能够认识到的，实际上就只是从“编年体”历史向“纪传体”通史转变的一种现象而已，而发生转变的真正原因世人“砖家”其实并不知晓。

另外，关于司马迁《史记》所开创的这种“纪传体”通史体裁，历经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少改变这种现象，其实所反映的那就是两千年以来人类文明这个项目工程，对于人类文明在整体走向的要求方面，其实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或许这其中还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文明这个项目工程基本上没有走偏，基本上都在宇宙智慧的掌控之中。

我们说，司马迁所建立的这样一种记录历史的系统方法，将人与事合一的记录系统，其实与“天子时代”第二阶段关于人类建设系统性制度的使命也是完全相匹配的。其实司马迁《史记》统领的二十四史作为“天子时代”后2000年的正史记录的意义早就已经超越了人类笔墨记录历史的意义。

另外，在这里需要给大家提前介绍的一下的那就是：如果我们把“天地人”结构放大一点来看，虽然“编年体”、“国别体”、“纪传体”分属于“天地人”，然而如果我们把“编年体”、“国别体”与“纪传体”合并为一部“历史”来看，其实都是关于“天”的，关于“天时”的，那么在更大的层面上看“地”，或许我们可以引申到“地方志”方面。当然“地方志”也可以看做是“国别史”的向内细化，是“国别史”在中央集权郡县制之后的继续发展形式。相似的，我们还可以得到更大范围的“人”的记录，不再是8020法则20“精英人群”的“纪传体”，而是延伸到更多“大众人群”的记录，这就是“家谱”体系。告诉大家，“史志谱”其实就是更大范畴人类文明历史记录的“天地人”体系，其中的“史”，那就是二十四或者二十五史；“志”，就是县志、就是地方志；“谱”，就是家谱、族谱。

关于人类文明从“天子时代”的第二阶段开始，也就是东方文明的辉煌的“中世纪”开始为了人类文明“最后的审判”而开始记录东方文明历史功过这一点上延伸开来讲，那么还是先让我们再回到关于汉武帝时代作为第二阶段起点的意义上来讲，请允许本人再给大家多说上两句。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东方汉武帝时代的开始与西方耶稣时代、也就是基督教新教文明的开始时间也是相去不远，耶稣纪元实际上只延后了大约100多年的时间，这与我们在第五章中给大家所描述的关于东西方文明在历史进程时间差距方面的规律也是完全吻合的。在本文第五章的第七节《阴先阳后论》之中，本人曾经指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西方思想启蒙期较春秋百家略微要晚上150-200年的时间，大约就是500年的三分之一的样子”。请大家注意，汉武帝生于公元前156年，与耶稣诞辰年份的距离也恰恰是这个时间距离，大约是500年的三分之一。

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我们不是已经给大家几次提到过关于“下走人”的概念嘛。当宇宙高层空间进入人类空间成为“下走人”的时候首先进入的就是东方文明，然后在东方文明之中结缘转生之后再投入西方文明之中。因此西方文明中出现的“下走人”那一定比同一个宇宙生命在东方文明之中出现的晚，因为有在人世间的轮回因素在其中，需要时间。这个轮回时间大约就是500年的三分之一。

另外，我们对比东西方历史，或许我们还可以派生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如果基于司马迁《史记》开始系统而详尽的记录“天子时代”第二阶段的人间功过这一点上来看，如果再基于东西方文明之间时间进程差距的规律来判断，那么在西方文明之中的节点人物功过，是否就应该起源于耶稣纪元时代开始计算。

因此本人的基本结论那就是，在耶稣纪元时代开始之后，所有那些挑战基督精神的恶行也都必须属于人类文明“最后的审判”的内容，包括在基督教早期罗马帝国镇压正信的那些罪恶，比如火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的尼禄之流，其邪恶在生命的轮回之中那是永远也洗刷不掉的。又比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七节中给大家提到过的那些关于催眠回溯治疗的发现：有些人经常犯的神经性头痛的怪病，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在罗马帝国时代曾经参与过镇压基督徒的事件，或者在观看迫害基督徒的狮子吃人的角斗场的观众席上曾经拍过巴掌、喝过口彩等等。“催眠回溯治疗”的这些发现实际上也旁证了西方文明之中人类文明功过的记录在人类右脑结构之中至少从耶稣纪元时代就已经开始记录了，一直没有被抹去。其实这才是生命轮回真正的意义所在。这是我们基于人类《文明使命论》对比研究东西方文明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我们说，《史记》具有开创节点人物历史功过的记录功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思考问题，也就是与“记录”、“记忆”反向的思考一下问题。与“记忆”相反的那就是“遗忘”。其实“记忆”与“忘记”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冥冥之中的安排。比如在东方文明历史上就有许多上古典籍的遗失。关于典籍遗失这一点，我们也需要站在《文明使命论》的基点上给大家来谈一谈。

关于上古思想典籍的遗失，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件事情。其实这还是基于世人常规的想法而已。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确实造成了许多上古思想著作的流失，比如古本的《尚书》可能就是如此流失的。然而“焚书坑儒”那能够就随便的发生吗？仅凭世间人力所为真的就能够做得到吗？告诉大家，其实世间人力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大家不妨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天子时代”的第一个阶段中，外来的宇宙思想种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播种的呢？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天门开，思想来，那不是发生在“春秋时代”嘛。然而在“春秋时代”以前，难道中华文化就没有思想典籍了吗？答案显然并不是这样的。

比如《周易》就不是凭空而来的。大家知道，《易经》最早起源于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在周文王推演出“后天八卦”的《周易》之前，其实还有《夏易》、《商易》等等，都是基于伏羲氏的“先天八卦”系统而建立的，只不过是没有流传下来而已。其实周文王的“后天八卦”在时间上也是在“百家时代”之前，具有承接先天思想的意义。那么为什么《周易》能够流传下来呢？能够躲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呢？然而夏商时代的《夏易》、《商易》，也就是《归藏易》、《连山易》为什么没有能够流传下来呢？另外，记录了大量“先天八卦”占卜信息的殷商甲骨文为什么会被埋没了3000年之后才被发现呢？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吗？这样选择性“失忆”的发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许多中华上古思想典籍的遗失，那也是命中注定的，这些遗失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就是人类《文明使命论》、《历史安排论》的结果。因为“天子时代”的“思想的巅峰”向人类文明空间播撒思想的种子发生在“春秋时代”，与人类文明近3000年的文明项目工程的启动有关。而那些在更早时代的一个3000年就已经注入到人世间的“先天思想”或许与我们这个后天属性“天子时代”的这个3000年所要达成的最终结果是不相关的，或许这些“先天思想”存在于人世间的意义到了“百家时代”思想爆发的时代就应该终止了，就已经完成了熟化第一批人类皮囊的属性与历史使命了。因此存在于人世间的这些上古思想就必须从人类文明的表面空间之中给抹去，否则这些“先天思想”就会成为我们这个后天“天子时代”的思想干扰。其实“焚书坑儒”的发生就具有这方面的意义。

其实许多中华上古思想典籍的遗失不仅仅是焚书坑儒的结果。例如在西汉初年，在楚汉之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汉高祖刘邦让韩信整理存世的兵书，韩信所得者竟有72部之多。然而经过1000年之后到了北宋王朝的时候，需要加上唐代的兵书《李卫公问对》，人们可以习得的兵书也就是《武经七书》了。可见先秦思想典籍经过“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流失之重，也就是时间之河从中进行了选择。

其实也就正是因为上古典籍的这些流失，北宋时代才会掀起怀疑典籍的思潮，于是北宋的文人团队也就真的有事情要忙活了，于是北宋文人不知思想就只知考证了。比如宋代文人一直怀疑《孙子兵法》的真伪，甚至认为孙武其人并不存在，认为《孙子兵法》应该是战国时代孙膑的作品。关于《孙子兵法》到底属于孙武还是属于孙膑的问题，这个争论从宋代开始一直持续了近千年，只是到了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汉墓之中出土了大量西汉兵书竹简，其中包括《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重见天日，这个被宋人挑起的历史悬案才最终得到解决。我们说，银雀山汉墓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韩信整理兵书的历史事实，其实也就证明了先秦典籍的遗失并非都是源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结果，显然当年韩信在“焚书坑儒”之后依然能够收集到那么许多的兵书典籍。而这些兵书典籍到了宋代的时候已经“十不存一”了。这种遗失显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根本就扯不上丝毫关系。

另外，还需要给大家再谈一谈关于《周易》这个例子。《周易》也就是《易经》周朝的版本，也就是周文王姬发的作品，实际上属于春秋“百家时代”之前的东西，然而为什么能够流传至今呢？其实就是因为“后天八卦”的《周易》与整个的“天子时代”的人类文明项目机制有关，所以就必须给予保留。其实《周易》的“十翼”那是孔夫子的作品，完全应该归入儒家的典籍。然而“焚书坑儒 ”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被烧掉呢？为什么2000多年以后还能够被完整的承传下来呢？当然有人会用占卜之书的原因进行解释。那么《夏易》、《商易》的占卜味道不是更浓吗？不是更应该被保留下来吗？！然而《周易》真正被保留下来的部分恰恰就属于儒学易、儒家思想的部分，而真正道学易、卜书数术的部分并没有真正的在人类社会表面上流传。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周易》的版本应该已经遗失不少原本的部分。当年《周易》流传到西汉的时候，叫做《汉上易》。或许我们现代人所看到的《汉上易》也只是当时的一部分而已。据说在真正《汉上易》的那个时代，《易经》之中不仅存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种单个的64卦象，其实当时还存在着系列的卦图或者挂阵，也就是由一系列卦象所组成的一句话。打个比方，就象认识单个的汉字与能够说出完整的一句话，那完全是两个境界。只能够认识单个的汉字与会组词造句说完整的话那完全是两回事。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64卦象就相当于是一堆单个的汉字，而由一系列卦象所造成的挂图或者卦阵就相当于一句完整的话。据说在西汉时代，当时还可以看到上百种的那种卦阵。了解《易经》的读者们都应该知道，王弼是三国时代的人物，乃《易学》大家，属于魏晋时代道学外显时代的奠基之人。然而王弼年纪轻轻，二十三、四岁就撒手人寰。敢问何其故焉？告诉大家，王弼就是带着使命而来的“天道外显”之人（作者注：关于“天道外显”的机制那是我们下一节的主题），只不过因为王弼“天道”之机说得太多了，就要天机尽显了，因此王弼就必须早早的走人了。其实阿基米德的离去也是如此，不允许再继续研究了。天命不允许了。

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进程之中，什么应该被记录，什么应该被保留，什么应该被流传，什么应该被遗失、甚至什么应该被焚烧，那其实皆是使命使然，而绝非人力所为就可以简单决定的。比如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的，在基督教早期历史之中所存在的轮回思想，在基督教的发展演化进程之中就逐渐的被遗忘了，其实也是这么个道理。另外经常出现在千百年以后，某种铁卷书、羊皮书、甲骨文、兵书竹简又忽然之间现世于人间的这种事情，其实也都是一种必然。比如《群书治要》的散失与回归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当然诚心的人们，可以称之为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而无信仰的人们则一概称之于“偶然”或者归给“自然”，这些人既无意去探知究竟，也无心去敬畏神明。

那么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相关联的一个话题吧，那就是关于“儒学易”与“道学易”的关系问题。这对儿名词我们前面刚刚给大家提到过。打个比方，“儒学易”与“道学易”就如同现代知识的文科与理科的区别一样。“道学易”其实就可以被看成是东方的数理化，是东方的“自然科学”，直接触及到“天道”之机与宇宙法则。正是由于太多的触及到了天机、天道，所以就不允许在社会上公开流传，就必须以民间秘传的方式承传，就只能够在历史拐角需要的时候“神龙见首”的显现一下而已，也就是神秘莫测偶尔露峥嵘而已。因此现今在人类表面社会中，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周易》版本那么就只能够是“儒学易”的部分了，也就是侧重于社会思想人伦哲理的一面，也就是《周易》阳轴外显的一部分内容而已。大家知道，东方文明真正的精髓那是“在内不在外”的，只不过当今中国人具有《内眼》功能的人已经稀缺到凤毛麟角了。别说是具《内眼》功能的人了，甚至连相信《内眼》功能的人都已经很少了。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是，所有《内眼》正心之法反而被诬陷成为异端邪说，完成是以反为正的逻辑，并已经达到了极端的境地。

其实“儒学易”与“道学易”的分道扬镳，那也是董仲舒在庙堂之上“独尊儒术”的一种结果。因此在汉武帝之后，“儒学易”得以彰显于社会庙堂之上，而“道学易”则必须走入民间秘传，以师徒秘传的方式代代相传。然而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凡是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有所成就的所谓思想大家，其实往往都是深谙《易经》之理的。然而这些思想大家他们所彻悟到的《易经》之理，那绝非我们当今社会上大家能够轻易看到的这种“儒学易”的《周易》的表面涵义。

“儒学易”彰显于庙堂之上，“道学易”隐秘于民间秘传。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规律，那就是“天子时代”一经进入第二阶段，人类文明的进程或者因果关系，实际上就具有阴阳两条轴向的驱动力，属于一种双螺旋动力结构或者因果结构。每当社会处于和平年代，彰显于外的社会秩序往往都是阳轴导向的体现。然而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那条天道暗轴逻辑就会一时间的外显、彰显出来，比如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的那些推动改朝换代的帝王师们，往往都是精通“道学易”的大师们“神龙见首”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能掐会算的军师们崭露头角的时候。换句话讲，通天道之人，往往会在人类历史转折点时由暗轴呈现出来向外彰显一下，因为平时遮盖在暗轴之上的阳轴覆盖物已经被剥离。实际上，通天道之人在历史转折点、历史拐点的显现，那也是把控人类历史项目进程在需要进行节点调整的时候不会出现任何偏差的一种表现，也就是《历史安排论》的一种表现。

所谓天下大乱、所谓的危机之时，那其实都是对于人类文明的表面世人而言，那是世人的危机而不是对神明的危机。其实处于任何表面危机之时，那都是阴阳双轴之阳轴秩序被剥离破坏的时刻。其实这种阳轴被剥离之时，对于一些聪明的世人而言，那也就是机会到来的时刻。人类文明表面上旧的体系崩溃了，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么对于那些胆大的世人而言，那就意味着机会来了。然而如果我们往深里看，阳外之轴剥离的时候那一定就是阴内之轴外显之时。就象磕破了皮就会露出肉的道理一样。如果要是连肉都给翻了，恐怕骨头就得露出来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儒家正统思想稳定之时，那就是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健全、完好之时；然而当表面秩序不在的时候，当正统人伦纲常思想不被遵守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也就到了道文化彰显出来的时候，到了神龙露头的时刻了。

然而当社会秩序恢复以后，那么道文化就又应该归隐了、归藏了，于是神龙也就不见尾了。因为表层皮肤已经从新长好了，那么干嘛还需要露着骨头露着肉呢？！根本就不象主义者所宣讲的那些个歪理，什么社会动荡啊、人心厌战啊，于是人们才会去厌世、消极、才会去追逐黄老哲学。人类历史真正的天道玄机，那是因为社会动荡之时，儒教伦常制度不在之时，道学才会被外显出来。是这样一个明暗阴阳关系。

告诉大家，人类文明在“天子时代”的第二阶段具有明暗双轴这个属性，或者叫做机理，那是一般世人或者所谓学者们根本就意识不到的，是那些不能够通晓阴阳之理的“砖家”们根本意识不到的。这些人包括主义者们只是在单一轴向上看问题，在人类表面现象上看因果，根本就看不到宇宙意志关于人类文明的安排。再告诉大家这样一个道理，对于一切结构体的中期发展阶段，也就是生命周期的中段，其实那都具有阴阳双轴发展的属性。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本人在本文第四章关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关于结构与过程的认知”的第四节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关于西方《外学》与东方《内学》对于事物《内机》的不同用法。一个是把结构体的内部当做是仓库，需要堆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另一个则是把结构体的内部当做是机房，要求通畅明亮。也就是说，结构体的中部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双重属性、双重功能。想必大家应该还记得本人的这些论述。

而且本人还一直给大家强调，本人的《结构论》与《过程论》其实是相互对应的，因此本人关于《结构论》中部的论述实际上也就对应于事物发展过程的中间阶段，也就适用于我们本章现在正在讨论的这个“天子时代”的第二个阶段的属性。因此，结构体中间部分的双重功能那就一定对应于人类文明“天子时代”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也就是结构体生命周期的中间发展阶段必须具有阴阳双轴的特征，也就是关于儒教外显与道学内藏的明暗机制特征，这也就是董仲舒在庙堂之上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一种意义所在。写到这里，本人实在是非常惶恐，真不知道本文的这些内容到底应不应该写出来？是否给大家说得太多了？本人实在是惶恐！

既然已经给大家讲到了关于“天子时代”第二个阶段的双轴结构问题，那么就不妨告诉大家，相对应的那就是，“天子时代”的第一个阶段则属于一种单轴结构，也就是“通天之轴”主导阶段，也就是结构体《内核》导向阶段。而到了“天子时代”的第三个阶段，实际上也是一种单轴结构，当然决定人类文明的内轴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不轻易外显了而已，完全属于“神秘莫测”了，神龙首尾都不得见了。大家知道，因为第三阶段属于《外壳》导向阶段，已经极度物质化了，物质的表面堆积已经把内轴封的死死的了，已经不可能外显了。其实这与人类文明项目进程已经走过了0.618黄金分割点也是有关联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本章的第三、第四节中会再给大家进一步的讨论。因此，如果大家还一时摸不着头脑，那也不必着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