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3年02月03日】
中华仁义道德，体现的仁心与义理，在传统文化被彻底毁灭的中国，人们已经完全难以理解了。人们通常都分不清“义”与“仁”的关系，普遍把“仁”当“善”来理解，这是不对的。仁的表现与善类似，但是性质不同。义者体现的“义勇”；仁者之“仁勇”的表现，这些不能理解仁与义具体内含的人，也很难理解。
仁与义之体现的人道之德的根源是天真，仁与义的区别是对真理与正理证悟的境界升华的不同，具体表现就不一样了。是一脉相承的升华境界不同表现出的对生命的理解的不同，体现的就是具体处理人事与政务上的理解和具体行为与把握的差异了。
知耻而后进为义，在义理的基础上及一步升华自己的精神和道德水平，逐步脱离个人的表现与眼界见识，对道理的认识升华到无我的时候，对生命的理解即完全改变了，也就是所谓的得“仁”。但是，仁与义的基点都是真，都是守真从一，以去恶崇善、去伪存真为务，守的是公理与公义，表现也是天下唯公，只是义者嫉恶如仇，对违反公理与公德的人势不两立，形于水火；而仁者确是无敌的，站在对方的角度能为别人的未来着想，从人心本质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以德服人而救人，能忍辱负重以启发别人的仁德之心为具体表现。
春秋时期齐国“管鲍之交”是仁义之士相交的典范，鲍叔牙属于嫉恶如仇的义士，而管仲就是有志于天下而忍辱负重的仁者了。管仲之仁与鲍叔牙之义的区别，表现在对齐桓公易牙、开方、竖刁不同态度上就能约知。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管仲患了重病，齐桓公去探望他，询问他谁可以接受相位。管仲说：“国君应该是最了解臣下的。”齐桓公欲任鲍叔牙，管仲诚恳地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是不可以为政的。”齐桓公问：“易牙怎样？”管仲说：“易牙为了满足国君的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齐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答道：“卫公子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奉于国君15年，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没有父子情谊的人，如何能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之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之封地，俯就于国君，他心中所求的必定过于千乘之封。国君应疏远这种人，更不能任其为相了。”齐桓公又问：“易牙、开方都不行，那么竖刁怎样？他宁愿自残身肢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管仲摇摇头，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真心忠于您呢？请国君务必疏远这三个人，宠信他们，国家必乱。”管仲说 罢，见齐桓公面露难色，便向他推荐了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说隰朋可以帮助国君管理国政。遗憾的是，齐桓公并没有听进管仲的话。
易牙听说齐桓公与管仲的这段对话，便去挑拨鲍叔牙，说管仲阻止齐桓公任命鲍叔牙。鲍叔牙笑道：“管仲荐隰朋，说明他一心为社稷宗庙考虑，不存私心偏爱友人。 现在我做司寇，驱逐佞臣，正合我意。如果让我当政，哪里还会有你们容身之处？”易牙讨了个没趣，深觉管仲交友之密，知人之深，于是灰溜溜地走了。
管仲以仁德治天下，没有私情，知人善任能对小人与君子一视同仁而量才而用，体现的对生命的尊重，诚心正意不存私心；而鲍叔牙就不同，嫉恶如仇，以个人感受为重，这种人虽然是君子，就如管仲所言：“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是不可以为政的。” 这样的义士为政，必定形成党锢之争而祸国殃民了——这就是宋朝以后党锢之争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义者忌恶，不堪忍辱；而仁者无敌，处处包容成全的区别了。
三国时期的关羽和诸葛亮，是大义与大仁者的勇者的典范。关羽的义薄云天天下皆知，为保刘备之妻的“屯土山约三事”（一、降汉不降曹，二、二嫂给皇叔俸禄，三、但知刘备去向便辞去）、“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走麦城”等体现的是义勇；诸葛亮为报刘备之托孤而百折不挠的讨伐中原体现的是正邪不两立的仁勇，对孟获的七擒七纵中则体现了仁者无敌之仁慈，千古难有超越者。
义者忌恶为公，仁者忍辱无敌，但是大是大非分明，不混淆正邪与善恶的正理，以上的例证，还有“周公吐脯、天下归心”和“荆轲刺秦”等等，都是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仁义道德内涵中的精髓与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