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漫谈之四:试述白话文

苏醒


【正见网2012年11月26日】

白话文,简单的说就是用白话写成的文章。“白话”就是直白的口头语言。

说起白话文,不能不提到九十年前的白话文运动。1917年新文化运动進入高潮,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声称"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主张废弃文言文,使用白话文。随即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得到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积极响应,拉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体革命的帷幕。1918年《新青年》改用白话文,涌现了大量的白话文报刊。1920年9月,教育部下令国民学校的国文课改用白话文。至此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

在此期间文化精英们与林纾、“学衡派”、 “甲寅派”发生激烈的辩论,他们用政治批判代替了学术探讨,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鲁迅、李大钊等纷纷发表文章,诋毁文言文,鼓吹白话文,将问题绝对化和极端化。陈独秀曾以“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十八妖魔辈”,钱玄同骂古文派为“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在辩论时以“妖魔”、“谬种”、“政客”、“屠杀者”等来斥责文言辩护者。经过论战,似乎更加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

关于这段论战,史家论述多有扭曲。事实上,《新青年》创刊用的也是文言文,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是用纯文言写的。废文兴白,一开始社会反响并不强。《新青年》当时发行一两千份,后来维持不下去,曾于1917年停刊半年。1918年重版后,仍不景气。钱玄同和刘半农才合伙策划了一出“双簧戏”: 钱玄同假扮“王敬轩”写出《文学革命之反响》,洋洋洒洒数千言,罗列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并故意推崇古文家林纾。而刘半农则早已严阵以待,或曰守株待兔,以《复王敬轩书》将王敬轩痛骂一顿,并借此对林纾极尽挖苦嘲讽。两篇文章同期刊发于《新青年》杂志。这出“双簧戏”的上演,打破了沉寂的局面,将辩论带至高潮,立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1919年初林纾发表了《荆生》、《妖梦》,为史家所诟病的是用小说的形式影射新文化的领袖。这本是钱、刘演双簧所致,林纾所做不过是循其人之道,且署上自己的大名,堂堂正正,何言“卑劣”?

随后林纾又发表《致蔡鹤卿书》、《林琴南再答蔡孑民书》等,進一步申述他对“正宗”论的看法。其中“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数语,被人抓住曲解,以为是“对劳动人民的极大污蔑”,颇遭时人指责和后人所痛恨。其实这里说的只不过是语言提炼问题。新文化阵营把林当成活靶子轮番攻击,打的百孔千疮。此时的林纾已成了公众的笑柄。

这场激烈的论战之后,“五四”运动爆发。在它的推动下,白话文得到迅猛的发展,并于当年一下子涌现出了数百种白话报刊。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承认白话为“国语”,并通令全国学校采用白话文教学。所有的报刊、杂志和书籍,也相继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出版。至此,白话文获得了最后胜利,取代文言文而成了中国文学唯一的语言形式。

给人的错觉,文言白话的替代是论战失利的结果。文言文的维护者被渲染成腐朽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代表,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鼓吹白话为“活文学”,诋毁文言为“死文学”,白话文为文学正宗。林纾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予以回应,论述的有理有据。林纾说:虽不一定要所有的人都去学习古文,“但嗜者学之,转转相承,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相反,“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可谓语重而心长。1919年4月林纾又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進一步就“白话正宗”论与胡适商榷,畅叙古文的的性质和功用。

纵观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诸文,说理辩难,都是心平气和的。在此之前作为有民族责任心的林纾曾忧心忡忡的说:“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之幸也。”

1919年4月5日《公言报》刊出林纾的《腐解》,袒露心迹:“予乞食长安,蛰伏二十年,而忍其饥寒,无孟韩之道力,而甘为其难。 名曰卫道,若蚊蚋之负泰山……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裂吾胸……岂我之惭?”1924年弥留之际,仍以手指在其子林琮手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有人感慨道:“当废文言文的潮流滚滚而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能挺立潮头,甘为其难,卫护中国传统文化之道,非林纾而谁何?”

回顾这段历史,给人的感觉文言文与白话文境遇转变的很有些突然,千百年来文言文的正宗地位,在一夕间被颠覆,积淀了华夏文明和辉煌的文言文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封建文化的残渣余孽、阻碍民族進步的罪魁祸首,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文学史家叙述的微妙处,是将胡适倡导的“废除文言,使用白话”的白话文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青年学生运动、北洋政府的“国民学校改国文为语体文”的法令,都揉合在一起,统统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份。北洋政府竟成了胡适的支持者,在他提出“废除文言文”仅仅三年,就急切的将它付诸实施了。应否废除文言文本是一个学术问题,讨论它几十年都不为过;但一旦成为政府的行政决策,情势就不可逆转了。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承传几千年的正统文化,被几个小丑就轻易颠覆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而在此巨难中似乎只有这位古稀老人苦苦支撑,表现了极大的不寻常。事实上有着五千年积淀的神传文化,稳固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对天地神佛的敬畏和信仰,正是近代邪党文化产生的最大障碍。新文化运动就是旧势力安排的颠覆传统的文化巨难。为何一定要废除文言文呢?诋毁传统,文言文就被当作批判的切入点,成了首先被攻击的目标,必欲除之而后快。

变异传统文化艺术,针对不同的门类,旧势力是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办法。比如书法是在原有工具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让人摈弃规整的正统手法,借用草书的体势,激发人负面因素,使风格变的狂放怪异。绘画则呈向两极趋势,一是越发抽象、放纵而失去理性;一是更加写实,实际上是愈加细小琐碎,并用市场利益诱导。而作为承载数千年辉煌文明的文言文,就不容易在原来基础上着手。正统理念只要存在一天,传统文化的神圣光环只要还在,它们就难以为继。而正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便是汉字和稳固的表述方式文言文。  为了彻底毁掉传统,才安排了新文化运动。运动的核心便是颠覆传统,诋毁文言文,废除汉字。诋毁的恶果是在人们心中植下了对传统文化、文言文的错误认识:它们意味着落后腐朽,既然是落后腐朽的,也就没有学习和继承的必要。随着大众文言文水平的下降,文言文所负载的丰富的古代文明和智慧也日趋式微,单凭背诵几首古诗,自然是无法领会古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的。

让人背弃传统,当时旧势力安排的是抹黑传统文化并废除承载传统文化的汉字和文言文,用毫无内涵且与传统不相干的拼音文字和浅白的白话文代替。废汉字虽未办到,但最终还是被简化了,成为阅读古文的障碍,造成与传统文化断代,与古文化隔膜,隔断了与古人的联系,不知道古人在书中终究写了什么。把文言文宣扬为死文学,唯恐避之不及,在这种氛围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被强力斩断,真正成为失落的人群、无根的民族。并在此基础上嫁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白话文系统,看着明明是这个人,其实已经不是这个人了,这是非常高明的手法。被操纵者固然不明白旧势力这样安排的真正用意,但却给准备了進化论、唯物论作为理论根据,并衍生出“艺术起源于劳动”、“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化”等邪说,这是裹挟多数人参与附和的邪恶宣教。文章艺术源于至高无上的天道,是神传给人并以育化世人的,现在却被逢迎媚俗,取悦大众,实在是本末倒置,是对庄严神圣文化的亵渎。近代以普及教育、交流方便为由对传统文化的割裂和破坏就是这样展开的,世人也是基于此一邪理参与配合的。

再看当时的形势,1920年,各地共产邪恶主义小组纷纷成立,白话文报刊立即成为宣传邪恶理论的工具,在废除文言文之后,就紧锣密鼓的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文言文和白话文,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差别?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文”,是美好的意思,“文言”是相对于“白话”而言的,“文言文” 的意思就是指“美好语言的文章”。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

历史上文言和白话一直存在,并不存在对立。后来人为的将二者对立起来,并用政治干预的形式,强力废除了文言文。我们看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文字,虽然口语和书面语是合一的,但是口语变化太快,一百年以前的英文书籍,今天除非专家,一般人就无法识读了。而文言文则不同,通过几年的学习,即可阅读两千年之前的文章,这一稳定特性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界限,使方言各异的华夏民族得以凝聚。

现在的人认为文言文深奥难学,不适于表达日趋发展的事物,这只是囿于今天的文化环境去认识的。事实上英文也不好学,古代浩如烟海的科技著作,也都是用文言撰写的。  

文言文的突出特点,就是含蓄凝炼、简约生动。文言文的特殊句式,加上汉语的声律特点,经过锤炼,语言结够如行云流水,如金声玉振、清琅铿锵,而极富音乐美和节奏感,能以洗练的语句将意思表达的淋漓尽致。一句“六王毕,四海一”六个字就将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天下的历史概括了,简炼而有气势。所以无论是声、形还是意都是无与伦比的。古文一字值千金,今天白话却万字难值一金。而古典诗词更是将汉语之美发挥到了极致。

文言文以先秦诸子散文为楷模,经历代先贤继承确立的端正规范的书面语言。它体现的是庄重典雅,不可随意性。后人认为这是一种约束,喜欢随便,诚如把严肃的婚姻当作儿戏,抛却各种礼数,败坏了人伦,正是堕落的表现。写诗作文如同说话一样随便,反映的是人心的没落和审美标准的降低。

其实正因为有了这种稳定和规范,才使后人能够阅读几千年前的典籍,才可能与古人对话。辉煌五千年文化宝藏,正是通过这稳固的文言文而被后人开启,这是超常的智慧。同时这种规范和稳定,又是社会和道德得以维系的坚实基础。   

古人写诗作文,无不郑重其事,“文章千古事”,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很长时间里用文章来取仕。正是看到文章的道德取向。一篇文章里包含了作者的学养和见识,真实体现了一个人的品德。我们读《出师表》、《岳阳楼记》、《指南录后序》,顿挫的语句背后,感受到的是深沉厚重的道德内涵,是垂训千古、光彩照人的人格力量,这不是伪装出来的,是真实体现的。同时也只有用文言文才能表现的如此厚重和尽致。

把心中的感想,用文字精确的表达出来;看到美好的事物,用笔能将其摹画出来,这是神传给人的技能。而文章的真实来源并不表现在这层空间。表面上看是一种技能,在另外空间其实是一种功能。用手中的笔可如意的造出不同的东西,妙笔生花嘛!境界不同能力也不一样。规范还有一层意思:因为人无论做什么都是有影响的,即使说话,也不是说过就没有了,另外空间已然存在,所以要修口。而提笔成文,更是非同一般,一旦形成文字传世,是要负责任的。如果过于随便写下轻薄恶邪的文字,罪业当然深重。这种规范一定成度上对人能起到些约束,不可随便,免的造业。遵循圣贤之道,以庄重的态度進行创作,把人生的感悟融入其中,用最简约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提炼还有止境吗?这种提炼就是纯净的过程。

其实汉字、文言文都是神传给人的文化。文言文简炼生动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超常的表现力是白话文无法比拟的。同是一句话,白话文只能表现一层意思,文言文可以多层表达,所谓玄外之音。我们看“大道如青天,独我不得出”,不仅仅是表面的“大路象青天一样广阔”,其实还有更深的内涵,用白话文就无法一次做到,如果不同层面的内涵平摆在一起,就显的混乱。再如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不仅是说夜雨花落的春晨美景,还有诗人隐约的失意惆怅,其艺术张力让人回味无穷。正如看古代画山水画,无论大小,都能感到画面广阔,境界深远,置于天地之间,有一种博大的时空感。而今天山水画尽管尺寸越来越大,但只是象搬山头,境界却是越来越狭小局促。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越清楚细致外延就越小。遥望群山起伏,看到的是万千丘壑;把眼贴近地表看到的只是一块岩石,当然这样类比不太准确。文言文表达更象四维表现,能同时展现不同的层面。

白话文虽然难于表现丰富的内涵,但也不是近代出现的,也是有它的历史渊源,也是不同天体层次的造化。如果在正的理念指导下,也能提炼出好文章来。只是人的变异,却将其败坏了。在明清时期正统文学还占主导地位时,白话文已经盛行,古典小说《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就是用白话文写的,写的也是上下千古,纵横八方,容纳了深邃的内涵和广博的意象。其实就是神为引导人及时留下的正面典范。但人心和道德的没落,后人并未按此路走。却将其变成低俗甚至淫秽的展现。正如电视和电脑,如果用于弘扬传统,传播善良,真是具有莫大之优势,道德没落的人们却把它当作败坏人心的工具。后来的白话文既别于文言文,其实也不是古典白话文,完全是移植来崭新的东西。正如时下大兴古建筑,其实是在毁掉原来沉淀千年文化内涵真古迹之后,伪造的砖瓦甚至地点都与原来无涉的假古迹。浅白而泛滥的白话文更有利于低俗的思想和邪恶理念的传播。

这一切基本达到了旧势力的目地:文言文被白话文代替,隔断了与古文化的联系;汉字虽没灭掉,却成了简化字,完全改变了神造汉字的内涵,更使后人无法阅读古籍,无法领会神传文化的玄机;与修炼有关的中医蜕变成了几个药方,甚至带有阴阳五行内涵的古历变成农历;摧毁了几大宗教,颠覆了人的信仰,使人长期被邪恶的党文化灌输,着力营造了这样一个封闭的、变异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即使这样,并没有,也不可能阻碍的了宇宙真理的传出,佛法无边!邪恶想隔断人与神的联系,是不可能的。今天宇宙大法已洪传世界,宇宙的真相正在展现,给生在乱世的人们带来了希望,给沉迷红朝的人开创了亘古未有的机缘。谁能识破层层假象,冲脱重重间隔,真正感闻来自苍宇的洪音?切莫机缘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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