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正

同修说我太怕我的先生了，出来学法、讲真相等都得瞒着他。是呀，确实是这样，我自己也十分苦恼。

九六年我走入大法，他用高压手段阻止我，我铁了心要炼，他只好限定我只能在家炼，不准与炼功人接触，不准看大法书(他是从事实证科学的专家、学者，认为大法是迷信，会变异我的思想) ，炼功只作为锻炼身体，做做动功就行了。一九九九年镇压大法开始，他便坚决不容许我炼了。

当然他这一切未能阻止我，我上班有较宽松的环境，工作之余可学法修炼、接触同修等，只是在家里得顺从他的意愿。

其实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安排让生性怯弱的我遇到这位个性超强的先生，他对家庭责任感强，感情专一，爱家人爱到了专制的成度。自结婚以来，我的时间和思想就陷入他的全部掌管之中，我每天会面临他各种意想不到的疑问：“今天买菜为什么多用了十分钟？你到哪里去了？” 、“饭桌上为什么有支笔？你在写什么？” 、“你手背上有道抓痕，谁给你弄的？” 、“你在想啥？魂不守舍的？”等等、等等，在别人眼里很正常的事，在他的疑问与追问下往往就演变成了天大的问题，他常常因为这些“问题”而情绪失控惊扰四邻，谁劝他都劝不住，我受伤害不说，他自身被这些问题伤害得更严重，他会胃痛、抽搐，严重时还曾身体痉挛，痛苦的不行。渐渐的为求得安宁，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切，没有了任何社会交往和私人空间，就是这样我还得每天揣着他的心思度日应对他突如其来的疑问，做任何事都在想他会怎么问我，我要怎么回答才合他的心思，不会造成麻烦……已形成现在心理学上说的强迫症了。

后来在一档心理访谈的电视节目中，看到一对夫妻也是我们这样，妻子痛苦万分寻求专家帮助，心理专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丈夫患了偏执型人格障碍，因为人格障碍是无法改变的，专家意见是：妻子要么忍受，要么离婚。

无论怎样的环境，我坚修大法的心从未动摇过。师尊慈悲于我、近些年安排我去了儿子工作的城市，在那里我开了一朵小花，同当地同修溶入了正法修炼中，我十分珍惜这得之不易的环境，严格要求自己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可每当先生来时，就出现了文中开头那一幕。这次暑期他来度假也是这样，我小心藏好我的专用笔记本电脑，手机对打劝三退也停下来了，在家我只是开了几部语音电话讲真相。避开他在房间里开手机心也是提着的，对他就是一个怕字。

除了怕他本人我还怕他那套无神论的思想体系，把中医都视为迷信的他，对我的修炼是无法理解的，他用实证科学那套来指责我时，容不得我讲大法是什么，为什么要救度世人更向他讲不清楚了。为了避免他干扰我做三件事，他不能理解、接受的事就只能背着他了。

这次暑期他来度假，当我的怕心一次次被他触动，我一次次面对“怕”这个问题时，忽然一天师尊点我：“你真的怕他吗？”这一问不打紧，好象有一个新的视角促使我回头看我的修炼历程。

我从一走入修炼不就顶着他的反对和不解坚修大法吗？“七. 二零”邪恶压顶时，不能正常炼了，但避开他我从未中断过修炼。

2000年5月，趁他出差不在家，我只身买了张机票进京上访，那时他正担任单位的上层领导，我也因某方面取得的成绩常获省、市及国内大奖，省市电视台亦播出关于我的专题片，在人们眼里，我们是郎才女貌、双双事业有成、主流社会的精英家庭。当我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我市驻京办到前门派出所领我，在汽车上来领我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发自内心痛惜的说：“你为什么要来北京？这么好的家庭，毁了，毁了…….” 。我进京上访的消息在单位里也成了爆炸性新闻，市公安局专门在我单位召开了中层以上干部会，称我到京上访是所有上访者中性质最严重的(我进京上访的第二天是师父的生日) ，意思要重处。当时单位的上层领导面临换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四处打听我是不是同先生一起进京的，因为先生当时也恰好在北京出差。

单位把我从驻京办接出来，先生见到我震怒不已，回家后我决不向邪恶部门妥协的态度令他和所有的亲人象天塌了一般，而我那时面对险恶却心如止水，他们向我轮翻轰炸，打、骂、软的、硬的，甚至商议把我送精神病院。令先生最不能忍受的是平时小鸟依人的我竟然从思想上完全“背叛”了他，他说：“比给人通奸还不能令人容忍。” 那时邪恶操控得亲人们失去了理智，我常常被先生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他用他那常打排球的大巴掌一口气扇了我几十个耳光，若不是师尊呵护，我的脸早被打变形了。同修知道后说：“你这么美丽，他怎么下得了手？”那是一段炼狱般的日子，我甚至想：关进监狱也比在家里强。直到师尊教我们发正念，有一天他扑上来打我，我对着他喊出“法正乾坤 邪恶全灭”，他立刻象只泄了气的皮球，至此再也没敢打过我了。

我争到了在家炼功的权利，他怕我再“出事”，坚决不准我外出与同修接触和讲真相，为了不激化矛盾，只好背着他救人。

一次我在大街上发资料，忽然被数辆110警摩团团围住，原来此街已被严管，江魔头正在此街的省委里开会。本来邪恶要非法拘留我十五天，由于我正念正行，在派出所讲真相，通宵达旦发正念解体邪恶，结果第二天单位就把我保释出来了，回家又是经历一场天翻地覆。此后先生又因发现我大量邮寄真相信，他称他的承受已到极限，再不能容忍我，将我送回父母家，并打算自费送我到洗脑班洗脑。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不断加强学法、向内找自己、大力度发正念等，解体了一个又一个劫难，随着我自身修炼的提高，在师父的加持下化解魔难重回家中后，我调整了自己的修炼状态，特别重视了发正念清除背后操控他干扰破坏我正法修炼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他因而也有了些改变。如他的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他从北京领奖回来，带回家一张与江魔头、朱榕基等当时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照片，有江魔头的照片怎么能放在家里呢，不管他怎么想，从不主动对他提要求的我，坚决提出这样的照片不能放家里，他楞了一下，回过神来：“好，我拿走，不放家里”。真就拿走了。九评刚出来时，我劝他退党触动得他魔性大发，好长一段时间家里都闹得不得安宁，而这次回来后，却成功把他劝退了，他还表示说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他是被强拉入党的) 。

他对邪党有清楚的认识，也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正因为他知道迫害手段的残忍，怕我“出危险”，所以死死限制我不让出去“活动”，我当时也是邪恶重点监视的对象，出门有人盯梢、电话被监听、信件不能正常收到，慈悲的师父看我有一颗坚修的心，创造机缘让我有机会来到千里之外的新城市，离开了旧环境。

回顾这个过程，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是不怕他的，如果怕他，我早就在他这种强制人服从他的偏执型人格障碍阻挡下放弃修炼了。我的“真我”不怕他，怕他是我与他结婚以后形成的观念，后天的“我”在怕他。我把他和他那套无神论的思想体系摆的太高了，每当他对我的修炼有说辞时，由于他善于思辩的口才、自持才学过人的高压态势，讲出来的一套套都是现在受无神论毒害的世人普遍认可的道理，我就会感到气短、无力辩驳，为不激起他人性恶的一面，我只好保持沉默，在心里发正念解体背后操控他的邪恶因素，发正念的威力是很大，但只能解决一时而不能使事情有根本的改变。

深挖下去，我一下意识到我错了，我完全错了，我把大法和自己摆在了无神论和他之下，是我自己在认可无神论才能上台面、认可他在精神上是强大的，以至于十多年来我无论如何修怕心，在他面前我都堂堂正正不起来。

怕什么就是把什么摆在自己之上，作为大法的一个粒子，这不是在污辱大法吗？我一直认为我是把大法摆在了自己生命之上，是摆的最高了，可这会儿我把大法和自己一块儿摆在了常人之下，自己不把位置摆正，怎么能使事情有根本的改变呢？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呀。当然不是说把自己摆在他之上是表面行为上和他去一争高下，而是自己要突破人的思维，修掉已经在行为上、观念上形成自然而觉察不到的习惯，作为大法弟子自己覆盖面之内的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当我们纯净的神的一面修出来时，我们就有能力抑制住人的不好的思想，使人明白的那一面返出来，从而改变人。师父早给了我们这样的能力，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从人的这层壳中破茧而出了。

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就从思想中归正自己，发正念解体这方面已经形成的不好的物质，把自己摆在俯视芸芸众生的位置上去看他，心里生出可怜他的心，他也算常人中工作能力突出、人品好、不谋私利、有威望、受人尊敬的佼佼者，可受实证科学的束缚认识不到宇宙的真理，迷在常人中而不自知，多可怜啊！

这一看真是太奇妙了，以前我是在仰视他，很累，好象还跟不上他的脚步，而现在我发现只有我才能导引他去认识法，帮他走到生命的正路上来。

此后有一天，他对大法又有说道的时候，我的心没被他带动，我很平静的由他说，事后针对他的问题，我捧出《转法轮》，根据他的接受能力念了两段法给他听。他听完后没说话，看的出他听进去了。而数月前，我绞尽脑汁想给他读师尊在美国给高学历的弟子讲宇宙构成的法来破他实证科学的壳，好不容易找到借口给他念，听了一会儿他就不耐烦，我坚持给他念，当听到人类的科学是在错误基点上发展起来的(大意，不是原文) 时，一下触到了他敏感的神经，这一下可不得了，非但没能破他的壳，反而使他说出一些对师对法不敬的话来。我赶快发正念，事后向内找自己，这次我才找出问题的结症：当初为了让他听这个法，我是这样对他说的：“我师父在美国给搞科学的的弟子讲宇宙构成，我有的地方理解不好，你是搞科学的，理解会好些，我念给你听，你帮我讲解一下好吗”？见他同意我还自以为办法巧妙而得意，殊不知这话的本身就是把他摆高了，以致出现这样的后果。而这次我有了根本上的改变，针对他暴露出来对大法的误解，念《转法轮》给他听，他竟没有以前那种自居高学历什么都懂不屑一听的态度，效果真就大不一样了。

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往往都会有独属自己难解的结，这也是旧势力有意的安排，解不开是我们人的一面在束缚自己，使自己陷在旧势力设的魔难当中走不出来。当我们从法中认识到问题的根本，找出真我，冲破种种习惯性思维的束缚时，我想那就是人走向神的过程。                       ，